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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天，刘海粟美术馆张培成馆长打电话给我，约我谈谈解放初期那次上海青年美术展览会的情况，他还特别提到了我的那幅《天目山杜鹃》。这快是50年前的事了，很具体的事情如今我也记不清楚了。
不过我找到了一条有关的资料可供参考。现将原文摘录如下：
“上海市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”在南京路中百公司四楼展出，观众4万余人。展出作品1201件，其中国画189件，共有14件得奖，其中一等奖仅两件，一为《天目山杜鹃》，一为连环画《火车上的战斗》（贺友直）。陈佩秋以自由职业身份参赛并得奖（120元）。评奖委员会成员：陈虞孙（文化局）、赖少其（美协）、潘文铮（团市委）、蒋文焕（团市委）、章辛农（政治部文化局）、丰村（文化局）、沈柔坚（美协）、陈烟桥（美协）、吴湖帆、贺天健、王个移、刘海粟、颜文梁、林风眠、涂克（文化局）、张充仁、张乐平、特伟（上新厂）、顾炳鑫（人美）。”
记得刚解放的时候，国画家都面临着自我改造的问题。北京和杭州美术学院里的国画教授都下乡过，有些国画家不得不改画年画和连环画。上海的情况要好些，一方面国画家自由职业的比较多。从《天目山杜鹃》的得奖来看，也说明上海地区对国画还比较重视。当时对这幅画的评价是“善于观察事物，掌握国画花鸟画优良传统的表现技法，刻划松鸦尤其生动。”在这幅画里，杜鹃和松鸦都是古人没有画过的题材。杜鹃是我在天目山写生来的，那是一种高山杜鹃，花朵硕大，俗称“映山红”。松鸦是我自己养的，这种鸟我在古画中没有见到过。我虽然也注重临摹古画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写生，这样才能画出你自己的东西。
中国画传统的教学方法，都是师徒制，画家看古画的机会也很少，最后所得的就是师傅的一套笔墨技法，造型方法相当程式化。因此，三十年代像徐悲鸿、林风眠他们都认为中国画缺乏造型基础，所以要把西方的造型基础引进来。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偏见，当时他们可以看到的古画不多也是形成他们这个想法的原因。我记得林风眠后来就改变了他的看法，认为中国画也有它的造型基础，后来我几乎在每一次中国画展览会上都碰到他。在宋代的花鸟画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并不比西方的差，这是宋人注重观察和写生的结果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。所以他们知道孔雀起舞先抬左脚还是右脚，月季开花早晚的朝向不同。人的瞬间记忆在全面和精确上永远没法和照相机相比，你不可能仅仅通过看的记忆来准确地表现很仔细的东西，而必须通过写生。所谓默记，除了熟悉一些程式外，也要靠速写的工夫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，这和背书是一样的。写生才是造型基础最根本的源泉，国画和西画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很相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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